清明..原本打算出去骑行。后来，从朋友那里得知有一个志愿者活动—-探访麻风康复病人村…没多想，便答应了。
3号下午，从深圳到广州的和谐号上…一路困啊困
…几经辗转，终于找到朋友，于是叫上我一起，跟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摄制组吃晚饭。其中一个叫郑斌辉的演员，另外三人分别是编剧编导(编导“啊谁”亲自留言更正这个问题…我还是改掉吧….呵呵)，摄像师“江主席”和音响师（收音师Jenn）。他们是非常有意思的四个人。
4号一早就在招待所楼下，等老魏的车一起去跟其他志愿者汇合。大约40分钟之后我们从广州到达泗安医院所在地。
(隔河遥望泗安医院所在的小岛，摄于即将前往泗安医院的渡轮上)
(指路牌，摄于泗安医院外)
此路牌指示到泗安医院要坐渡轮，虽是一水之隔，但在几十年前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小岛很荒，人很少。但是四面环水，岛上绿树环抱，环境相当幽静。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，几十年来，由于无知和偏见，麻风病人以及康复者一直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群，受到来自社会的误解与歧视。
同时到达泗安医院的还有当地的大学生，非常有活力的一群年轻人。上午的活动，我和一群大学生被分配去探访老人和他们拉家常。第一站去李伯的家，刚走到外面，老人便透过窗户非常热情地向我们招手示意。无奈我不会讲粤语，勉强听的懂，只能坐在那里听，像我这种贱谈的人不能开口说话，心里还是很憋屈的。老人家不停地往我们的杯里续茶，不停的叫我们吃饼干，吃点心。尽管他们的脸因为曾经患病而不那么平整，但此时笑起来却显得笑容可掬，可以秒杀一切冷漠。李伯拿出他收藏的记者采访他的报纸给我们看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有些泛黄的报纸，是一张96年的一家香港报纸。看完报纸，我才知道，一直到96年前，老人们都是没有身份证的。当他们得病被击中隔离起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户籍制度尚未建立，可是等他们治愈之后，回到社会的时候，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寸步难行。这更使得老人们在康复之后不愿离开康复村。后来，通过各方的努力，终于在96年，李伯有了自己的身份证。我问李伯：“拿到身份证的时候你高兴么？” 他说兴高采烈的说：“高兴，当然高兴。”实际上，在这高兴的背后有多少辛酸的故事，我们却不得而知。
接着又去了另一个老人的家，老人有些聋，同时患有白内障，我们还没进门就听见收音机的声音，果然，当我们走进房间的时候，老人几乎是趴在收音机上面。房间里空荡荡的，空气中隐约有些大小便失禁造成的异味。老人的面部已经完全模糊，四肢也有被截肢的迹象，额头和四肢出现溃疡，眼泪一直挂到下巴。一个大学生小伙子大声对老人说，下午2点，外面有活动，欢迎你来参加啊，直到这个时候老人才意识到屋里有人。小伙子又重复了几遍，老人家点点头，算是知道了。我想，如果是我，当我是这样的一种情况，为了一口气在，我可以放弃工作，放弃爱情，放弃亲情，我甚至可以忽略掉我的自尊，只为生存。为了尊重老人家，我全程活动都没有以人像方式拍摄他们，或许他们面对相机和摄像机早已经习以为常，比我更加自然。而我依然不愿这样做，就算是我给自己留下一些尊重吧。
(老人的毛笔，摄于彭伯家)
第三位老人姓彭，老人家很喜欢写写画画。专门还为我们这次活动写了一幅字“一瓶水，一份情——-我为旱区相亲送真情”。请注意：因为老人的手基本上没有手指，光滑的有机玻璃制成的笔杆很难握笔。所以毛笔有一段用医用胶布缠了起来，目的是为了增加摩擦力。老人写完之后，乐得像个孩子，很想得到大家的赞扬，但有有些害羞，欲拒还迎用在他身上再适合不过了。而这幅字画将作为礼物送给来自新加坡的摄制组。
(大学生挂的气球，摄于活动现场)
下午的活动很开心，大学生和老人家一起做游戏，一起为西南旱区募水。
(食堂里面的”笑口常开”多么朴素愿望啊，摄于泗安康复村食堂)
下午，我被分配去厨房做饭。劈柴，生火，洗菜，切菜…..很长时间没有做过饭了，切的土豆丝居然有模有样，从来没有用过那么大的锅炒菜，双手拿着锅铲在锅里挥舞，被呛得内牛满面。我的英姿被一位不知名的同学拍下来了，我虽然没有看到照片，但是我想应该是不错的。好好收藏吧，同学。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，完成了40多人份的晚餐。我做土豆丝和鸡翅得到不错的评价，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赏，在这里暗爽一下。
晚上，有露天的电影放映活动，周星驰的《功夫》尽管用的是盗版碟，老人家和大学生还是在黑暗中传来阵阵笑声。单从声音来听，谁也不知道他们曾经是麻风病人，因此我认为他们也应该享受到同样的快乐。
(晚上睡觉的地方，摄于食堂楼上)
我们一拨十几个人就住在食堂楼上，可是..为什么是洗手间呢？也许这里曾经是..
5号早上..来自新加坡的编剧编导给大家做了炒饭，饭后，我们所有人合影..然后和老人家告别。就在拍合影的时候，久违的阳光出现了。新加坡的摄影师说，是不是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阳光呢？我想：也许我的心里在这个时候也射进一缕阳光了。
照片待续…..
从窗户外拍摄的老人们的活动室，现在已经是废墟了。
